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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落雕都尉万人敌，黑槊将军一鸟轻。”这是唐代诗人杜牧《东兵长句十韵》中的诗句，赞美将军勇武善战。第一句提到北齐名将斛律光，他少年时箭中飞雕，被北齐神武帝高欢赞为“落雕都尉”；第二句提到北魏名将于栗磾（音如滴），他善使黑槊，明元帝拓跋嗣赐号“黑槊将军”。两句合起来，是夸赞将军如斛律光般勇猛，又似栗磾那样敏捷如鸟。
唐人任侠，渴望从军立功，即李贺感慨：“男儿何不带吴钩，收取关山五十州。请君暂上凌烟阁，若个书生万户侯？”他们写将军时，常聚焦并礼赞其阳刚气质。
近来“粉底液将军”成网络热词，网友们以此嘲讽某古装剧中饰武将的男主角装扮过度。男演员用粉底液非个案，或属表演的专业要求，大家拿它说事，可能是想表达对影视剧普遍存在的虚假、矫情、反智现象不满。
翻看前人创作，不乏“粉底液将军”。《说岳全传》中的岳飞，便“面如傅粉，唇若抹朱”；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周瑜则“姿质风流，仪容秀丽”，陆逊亦“面如美玉”；至于《水浒传》中的好汉燕青，不仅“一身雪练也似白肉”，还“唇若涂朱，睛如点漆，面似堆琼”……
唐代时充满“丈夫气”的将军，到明清小说中，为何如此女性化？本文主要依据学者张海沙、徐世民的《佛陀“相好”与六朝男性审美形象女性化》和学者尤学工、翟士航的《中国古代社会对儒将认识的演变》，试作科普。 据《北京晚报》 蔡辉
A 从“男女异行”到男人傅粉
据学者史卉在《中国古代男性形貌审美风尚流变及其当代影响》一文钩沉，直到晋朝前，男女有别仍是主流。
在《左传》中，郑国公孙黑、公孙楚同时向徐吾犯的妹妹求亲，公孙黑装扮华丽，公孙楚则展现将军英姿。徐妹选择公孙楚，称公孙黑虽美，但公孙楚才是真正的男子汉。
鲁国大臣臧武仲在“狐骀（今属山东省滕州市）之战”中败于邾国、莒国，回鲁国时，人们像接丧一样以麻绳系发，唱：“我君小子，朱儒是使，朱儒朱儒，使我败于邾。”意为国君像小孩，竟派侏儒当将军（讽刺臧武仲矮小），所以被邾国打败。
据张海沙、徐世民考证，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时，对西汉开国功臣张良“如妇人好女”，颇感惊讶。东汉班昭在《女诫》中说：“阴阳殊性，男女异行。阳以刚为德，阴以柔为用；男以强为贵，女以弱为美。”
东汉名臣冯勤的太爷爷冯扬生8子，皆官至二千石（相当于省部级），形貌伟壮，唯冯勤的爷爷矮，不足七尺（今1.62-1.68米），“常自谓短陋，恐子孙似之”，挑儿媳妇时必求高个女，致冯勤身高八尺三寸（今1.92-1.96米）。
三国时，史书中男人形象多是“身长八尺，姿貌温伟”（刘表）、“身长八尺二寸，音声如钟（卢植）、“少有逸群之才，英霸之器，身长八尺，容貌甚伟”（诸葛亮）。
自汉武帝起，儒家受重视，据东汉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：“儒，柔也，术士之称。”古代中国是农耕社会，尚柔有利生产，孔子曾赞“其为人也，温柔敦厚而不愚”，道家更崇阴柔，即“知其雄，守其雌”“以柔克刚”。
不过，汉代无“儒将”一说，该词直到晚唐才出现。称春秋时晋国大夫卻縠（郄縠）是最早“儒将”，汉代曹参、马援、冯异、皇甫规、张奂、虞诩等也是“儒将”，系后人追认，时人不以此为重。
六朝时世风突变，涌现出潘岳、韩子高、卫玠、何晏、杜弘治等女性化美男。
古代无粉底液，但汉代已有男人傅粉，皆俳优、弄臣，正人君子不为，权臣梁冀曾污蔑名臣李固“胡粉饰貌，搔头弄姿”。可六朝时，何晏“粉白不去手”；荀彧“偏能傅粉复熏香”；曹植也“傅粉墨堆髻”；曹丕薰香太过，坐骑受不了，咬了他的膝盖；东晋名将谢玄年少时“好著紫罗香囊，垂覆手（覆手即手帕，挂在腰间作装饰，称为垂）”。
B 晚唐称“儒将” 可能是骂人
《颜氏家训》记：“及侯景之乱（548-552年），肤脆骨柔，不堪行步，体羸气弱，不耐寒暑，坐死仓猝者，往往而然。”梁朝建康令王复“性既儒雅，未尝乘骑”，竟被马嘶吓坏了，说：“这是老虎，为什么叫马？”
六朝风气畸变，张海沙、徐世民认为与崇佛有关。佛陀“相好”，有“三十二大丈夫相”和“八十种随形好”，《三国志》中记“臂长过膝”，季羡林先生认为出自“三十二相”，可见其流行之早、影响之大。
“相好”多有女性色彩，所谓“女性化”，实为“相好化”。如面净如满月、眼如青莲花、眉如初生月、口出无上香、唇赤色、齿白齐密、身洁净、身柔软等。西晋早期佛教造像以“善男子”为主，北魏之前佛像皆“昂然挺立的男子”“无纤细柔美之气”，可“到了南北朝时期，出现了很大变化，佛教造像的女性化特征非常明显”，“秀骨清像”崛起。“秀骨”不是瘦骨嶙峋，而是“肥不剩肉，如世间美女，丰肥而神气清秀者”。
许多学者认为，女性化是汉地文化对佛教的改造，张海沙、徐世民则认为：“我国古代明男女之大防，男女界限分明，若没有外来思想冲击，这个传统很难打破。佛教作为外来文化，在佛教经典中有‘非女非男’之思想。这一思想早在三国时期的译经中就已传播开来。”
在当时，“非女非男”思想有历史进步性。学者孙隆基在《中国文化的底色》中称，西方文化强调两性对立，中国文化追求“和”，体现为“中性化”，即完美男人应有慈母般仁厚，完美女人应有丈夫般刚毅。“佛教以慈悲为怀，崇尚智慧”，强调内心的勇猛强大，契合六朝乱世的需要，也与中国传统文化心理匹配。
唐代世风再转，刚健、雄壮的男性审美观复归，“体貌丰伟”成选官标准之一。一方面，“胡风”浸润，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结合，形成不拘小节、豪迈洒脱的风格；另一方面，唐代“兵农合一”，边塞立功是实现阶层跨越的高速路，所谓“宁为百夫长，胜作一书生”。
《资治通鉴》称：“自唐兴以来，边帅皆用忠厚名臣，不久任，不遥领，不兼统，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。”裴行俭、娄师德、狄仁杰、刘仁轨、张说、张嘉贞、柳公绰、裴度等出将入相，“儒将”一词遂兴，李光弼、野诗良辅等出身行伍，也被算成“儒将”。
五代时，“儒将”也是骂人话。“儒将”一词最早见于晚唐诗人薛能的《清河泛舟》：“儒将不须夸郄縠，未闻诗句解风流。”孙光宪在《北梦琐言》中称“以羊将狼，投卵击石”，认为王铎、郑畋、薛能等晚唐“儒将”不堪大用，“适足取笑耳”。
C 创作“返祖”应谨慎
宋代时，有争议的“儒将”成了好词。
惩于唐末至五代藩镇割据、武人跋扈的历史教训，宋人对武将有防范心理。据尤学工、翟士航钩沉，宋初孙何提出“历代将帅多出儒者”，建议“参用儒将”，到北宋后期，任伯雨竟主张“边帅不可用武人”。
“儒将”有好有坏，宋人却一刀切，故宋代将军平时不敢谈军事，专攻写诗、书法。南宋宫廷画师刘松年绘《中兴四将图卷》，刘光世、韩世忠、张俊、岳飞皆着燕居服（儒生常服），而非戎装。
史卉认为，在传统社会中，君为臣纲与夫为妻纲一样，“处于不平等的被动地位，在这种关系中，男性也被要求如同女性一般忍耐、顺从、阴柔，否则就要背负不忠不孝的骂名……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，男性一直在这种夹缝中生存，逐渐形成了女性化的人格和心态”。
明末清初，“才子佳人小说”横空出世。据学者孙玥在《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男性形象研究》一文钩沉，鲁迅认为它学步于《金瓶梅》《玉娇李》，但“一面又生异流，人物事状皆不同，惟书名尚多蹈袭”“大率才子佳人之事，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，功名遇合为之主，始或乖违，终多如意”。
“才子佳人小说”风行，源于明中期起商品经济发展，随着贫富差距拉大，原本稳定的文人阶层开始分裂，下层文人被时代甩下，几无翻身机会，只能在小说中创造出一个个“才子”自嗨，他们不用攀附，靠才学轻松金榜题名，且与佳人一见钟情，彻底解决事业、爱情、家庭等烦恼。
这类小说在清代又发展出男主文武全才一脉，如《好逑传》中的铁如玉，“生得丰姿俊秀，就像一个美人，因此，里中起个诨名，叫作‘铁美人’”，但“十一二岁之时，即有膂力，好使器械，曾将熟铜打就一柄铜锤，重二十余斤，时时舞弄玩耍”。再如《画图缘》中的花天荷，“生得美如冠玉，秀比朝霞”，也能“徒手三五十人不敢近”。可能是下层文人饱受地痞欺压后，激发出的想象。
“才子佳人小说”有尊重爱情、反对等级制度、推进两性平等的积极一面，但正如学者郭昌鹤所说，这类小说“无非是给男性一些平庸的荣华富贵与卑污的浪漫思想，给女性一些三从四德和辱没人格的一些意识，其流毒是于使全社会腐败，使被宰割者革命性消失，使人类的创造性淹没”。
铁如玉、花天荷等是“粉底液将军”之祖，这些人物来自封建时代，折射出当时皇权独大、社会撕裂的现实，世易时移，不宜当成今天创作的样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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